WTO与中国信息技术产业

　　（中经评论.北京）"信息产业化"与"产业信息化"的全球化浪潮世纪之交，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相辅相成，美国确立一国"超强"的霸主地位，构成中国加入WTO的总背景。冷战结束10年，全球经济一体化又有非常迅速的发展，国际贸易的增长超过生产增长，国际直接投资每年增长25%。结果是：少数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，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，自己则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。由此可见，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，特别在电讯和媒体产业中，形成了一批数百亿美元资产的跨国公司。
　　如果把加入WTO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考察，就会发现，挑战非常之严峻。加入WTO，我们将正面承受国际竞争，付出国内产业大调整，政府管理大调整的代价，搞得好可以逐步强大起来，搞不好即被外国资本控制；不加入WTO，我们将被"甩"到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主流之外，未来就更加落后。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加入WTO的程序，而是来自国际经济技术的跳跃性发展，已经又一次把中国置于"同时追赶3次浪潮"的位置：农村还没有完成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转变，工业体系还没有充分具备国际竞争能力，第三产业刚刚起步，激烈的国际竞争即全面压了上来。
　　而竞争的全面性和严峻性则在于：这是一场"信息产业化"与"产业信息化"互相结合的全球化浪潮，信息技术将全盘改造农业，工业和服务业，在信息技术上落后，其他产业也强大不起来。在WTO的一般法律程序和协议中，加入了新国际竞争的内容，就大大加重了挑战的分量。现在的"贸易自由化"已经包括了资本和服务贸易的内容，而推动"自由化"的主体，则是空前巨大的跨国公司。
　　其实中国无时无刻不在承受国际竞争的压力，20年以来的优惠进口和走私就是一例，加入WTO只是把冲击公开化而已。对于中国"入世"，过于悲观、沮丧，都是没有根据的，我们并不是那样弱不禁风，也有许多办法减缓冲击。积极的态度应该是加速国内调整，正面应对冲击。比起20年前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，但是在基础科研，战略产业和公司实力方面，反而与国际水平拉大了差距。国内的腐败问题、政策导向、利益格局、社会信誉和政府能力等都需要调整，这是一次"内外夹击"的全面考验。
　　一、互联网－速度慢、费用高制约了发展
　　1994年4月中国第一次接入互联网，1995年中国电信与金桥两大公众互联网正式开通，在中国进入商用，比美国晚了7年。至20世纪末，我国互联网用户达到1000万，上网计算机200万台，WWW站点数超过10000个。网络行业可以分为3大类：（1）网络设备制造商（接入设备，交换器，路游器，集线器，网卡，网络终端等设备硬件）和网络软件供应商（操作系统，数据库，应用软件）。（2）网络运营商：从事网络的整体运行和维修服务，分为电信网络，有线电视，国际互联网，"3网合一"是趋势。（3）网络增殖服务商：包括电信通道、数据、视频和语音平台、1SP（网络服务商）、ICP（网络内容提供商）和电子商务。
　　国内的ISP和ICP因为缺乏资金，严重依赖外资。加入WTO以后，对于外商的投资控股权放宽到49%，两年后放宽至50%。这就刺激外国风险资本进入的积极性，也方便中国网络企业海外融资，过去网络服务公司为了躲开信息产业部的限制，在海外注册一个"壳"公司，然后将资产转移过去，以后可能公开进行。目前中国网络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办法之一是在美国和香港上市。1999年3月深圳中贸网公司在美国场外交易市场上市，7月14日中华网在美国上市，发行价20美元，当天上升到67美元，市值达到14.4亿美元，后股价稳定在40美元。我国有近10%的消费者开始接触因特网，10大城市的平均上网率为12.5%，厦门的上网率最高（18.45），沈阳最低（7.4%），上海居中（9.4%），上网族中30岁以下者的比例达25%，而40岁以上者则低于5%。上网的地点依次为公司（41%）、家庭（30%）、学校（20%）、网吧（16%）。到1999年，我国网上销售额突破了4000万美元，用户超过800万。互联网用户1999年接近1000万，将进入整体赢利期，商业潜能得到真正释放，2003年超过1600万。中国1998年互联网收入4亿美元，占GDP的比重0.042%，电子商务总额400万美元，占我国GDP的0.001%。其中90%的收入为互联网接入收入，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电信所有，600家中小网络服务企业份额很小，但是投资一直很热。
　　中国电信是行业批发的垄断者，兼作零售。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：人均国民收入不到美国的1/30；互联网费用高，一般家庭无法承受；网络集中于大城市和学生，电子商务受到限制；风险投资的运行水平落后。目前，影响ICP发展的主要因素是：上网速度太慢，费用太高。因此，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度支持，提高互联网在生活中的作用，加强对于用户的服务和指导，进一步降低价格，才能启动居民需求。
　　二、电信业必须及早打破垄断的体制
　　加入WTO，意味着进一步开放电信市场（包括各种通信和电脑）。中国关键的电信业务走廊在北京、上海和广州，占电信业务总量的75%，将在加入WTO时开放，在2003年全部开放。加入WTO之后5年内，逐步取消外资的寻呼机，移动电话进口，国内固定网络电话服务的地域限制。在4年内允许外资在基础电信的持股比例，由25%提高到40%。在寻呼业务，数据压缩转发等电信增殖服务领域，外资持股比例由30%提高到50%，移动通讯在加入WTO以后1年开放网络服务，5年内完成开放目标，有线网及光缆在加入WTO以后3年开始放开，6年过渡。中国开放电信市场将促使国内电信费用下降，增加上网人数。外国电信公司凭借实力投资于中国电信网络，可能使2兆专线租费大大降低，ISP支出减少，上网速度加快，质量提高。
　　长期以来，由于中国电信费用太贵，抑制了居民家庭的使用率。美国的国际长途电话费用每分钟0.58美元，中国29元人民币，中国竟然比美国高6倍。中国消费者支付的垄断成本高达每年125亿人民币。美国的网络电话将降到每分钟1美分的水平。原因中国电信利用独占网络的特权制订高资费，不允许其他竞争者低价租用网络，对寻呼，信息服务，INTEINET等业务的经营者收取很高的专线和中继线资费，阻碍了电信，计算机和电视3网合一。目前，信息产业部对电信企业进行了重组，将国家主体电信企业"中国邮电电信总局"从纵向上分为：中国电信集团公司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，中国卫星通讯集团公司，中国寻呼通讯集团公司，同时实行政企分开，信息产业部与各电信公司脱离了经济和隶属关系。这种改组从专业化方面加强了纵向垄断，没有解决竞争问题。
　　因此，我国的通信费用需要更大幅度的降低，必须打破垄断体制，实行市场定价；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，从价格中取消投资性质的入网费。我国需要建立市场经济规则和反垄断制度，但是电信产业存在"网络外部性"，新进入者需要借助互联互通和特殊的市场准入，才能得到足够的用户。现有服务商可以操纵建设标准，松绑程度，提供服务的时间和质量，有效阻止其他服务者进入。需要公开透明的互联互通政策，保证补偿原运营商并保证有效的市场准入。国家支持数字移动通信产品国产化进入实质性阶段：提供50亿无线移动产业化专项资金扶植国内企业；限制外国企业生产和销售，严格执行外销比例；采用生产许可证和入网证制度控制总量；限制国内企业总量；规范销售渠道，打击走私。
　　三、通信设备制造业将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
　　通信设备制造业包括：第一，交换设备（程控和移动交换机，AMT/IP交换机--光纤和通信电缆）；第二，传输设备（有线与无线--卫星，微波，移动基站）；第三，用户终端（手提电话，寻呼机，网络终端）等。我国已有252个生产企业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，在稳定性、可靠性、系列化、全面化方面还有很大差距，开发能力也低。我国将在2003年取消半导体，计算机，计算机设备，电信设备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关税，国内企业将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。
　　电信设备的竞争，首先是光缆。我国在八五、九五期间投资6000亿人民币，建成了"8横8纵"的光缆通讯网，连接到大多数城市，但经营效益很差。中国光缆未来10年平均年增12%，年需求200000公里，但生产能力达到500000公里，高档光缆严重依赖进口，进口量占总需求的25%。其次，程控交换机是利用外资最多最早的行业，外资生产能力占全国70%以上；移动通讯有20多合资企业，市场占有率75%以上；光纤市场传输设备企业多数是合资企业；卫星通讯，传真机，微波通讯基本上是整机进口。
　　进入WTO以后，外商进入不会承担"普通服务"的义务，不会去边远地区架设电线，而是在大城市开展服务业务，将获得非常丰厚的利润，因此持股权成为中美谈判焦点。我国要在6年内取消寻呼，移动电话的进口限制和固定电话的地域限制，在4年内允许外资在所有电信领域中持股可达49%，部分领域可达51%，取消电信设备的关税限制，包括半导体，计算机和外围设备，将严重影响计算机硬件生产企业。
　　总之，中国通讯产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，移动电话最具投资价值，固定电话和无线寻呼接近成熟期，但仍旧有高成长性，数据通讯业处于投入期向成长期转变中，适合风险投资。通讯设备生产和采购已经全球化，关税将取消或降低，每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将取决于技术和生产水平。通讯产业处于高度复杂又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中，投资需求量大，技术变化快，市场波动大，管制政策多，因此风险大。随着IP技术的全面渗透，现有运营商绝大部分为提供传统语音服务而建立的资产可能被淘汰。
　　加入WTO会使外资控制中国一部分电信并获得丰厚利润，有人估计可能控制整个互联网行业。我国电信普及率非常之低，有极为巨大的潜在需求，需要外资进入，一方面增加供给能力，一方面打破垄断体制，形成多个市场主体竞争，以大大提高质量，降低价格，刺激需求。这对于中国进入信息社会以弥补资源不足，对于社会总体进步和效率提高，特别是中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素质提高，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，这是中国根本利益所在，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
　　（上市公司，杨帆文，石彬摘）